人作为一种社会性群居动物，许多行为都受到社会力的约束，包皮环切术也是如此。我们发现多篇文献都谈到了来自于家庭、社会和伴侣的支持对于提高手术的接受意愿的效果。例如非洲的许多研究显示，在一个有割礼传统的地区，如果成年男性（即便来自没有割礼传统种族或部落）没有割除包皮会收到歧视或者羞辱，所以当外来人口迁入有割礼传统的地区或群体时，他们会选择割除包皮以求更快的融入群体之中。
同时，如果社会名人或领袖割除过包皮，所带来的榜样效应也是一种有效的社会支持力。这两种情况主要出现在非洲的研究报道中。而在数个针对女性所开展的调查访谈中提到，大多数的受访女性都己逐渐意识到男性伴侣的生殖器健康会直接影响到自己的健康状况，所以出于对自己健康或者性满意度的考虑，她们更倾向于选择割除过包皮的伴侣。
MSllanaG与TarimoEAM在坦桑尼亚的研究中指出，女性往往拒绝与没割除过包皮的男性发生性关系，而当她们婚后发现丈夫未割除包皮，也会要求她们割除包皮，同样KellyA等基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调查也呈现出类似结果。家庭成员的意见对于人们是否割除包皮也很重要，如果家庭中有成年男性接受和支持割礼与包皮手术，那么会提高家庭中其他男性成员的手术意愿，反之则会降低来自同伴的教育对于手术的推广同样重要，早前世界卫生组织就己认识到同伴教育对于人群，特别是青少年行为改变的重要性，而将其作为全世界预防HIV的重要措施之一。
刘万禾的研究也显示：同伴教育可以在同学、家庭成员、乡里乡亲、社区居民中不拘形式地进行宣传活动，这种教育方式更容易被大众广泛接受，取得很好的效果。我们发现，虽然只有在少量的文献中清楚的提出了同伴教育这个概念，但其实很多研究中提到的来自伴侣或者朋友对于包皮手术的促进效果都可以视作同伴教育的一种形式。
